民间传说往往有其民俗风情和地域特色吸引人的眼球。到了赣州旅游者都会听到导游津津乐道一个故事：赣州城是龟形，城下有只巨大的乌龟驮着赣州城，卧在 章、贡二水之间，随着江水的涨落而浮沉。因此，赣州又有了“浮洲”的别称。刘伯温攻打赣州城时久攻不下，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想出了毒招；用五根粗大的铁 柱把乌龟的四只足和尾巴钉在地上。然后跑到白塔下，堵赣江之水狂淹赣州城。被铁柱钉住的乌龟再也浮不起来了，赣州终于城破人亡。近年,因赣州古城整修,在水东浮桥和北门龟角尾处河中挖出三根铁钉。 一根竖立在水东浮桥头榕树下，另外两根竖立在八境台内。这是赣州城家喻户晓的一个古老奇特的乡土传说，寄托了赣州人对风水格局受到破坏的不满和无奈的情感。

赣州古城如此好的风水格局，必然也是古人按照“以形取胜”风水原则来规划选址。所谓形胜是指山川河流、地理形势及物产优胜等自然环境。赣州古城有天然风水格局，是一点不夸张。它处于山环水抱之中。正因为有如此天然好风水格局，所以古人建城一直在山水文章。

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“使灌婴略定江南，始为赣县立城，以防赵佗”,原城址“今州西南益浆溪故城是也”在今蟠龙镇一带，还有待考古发现予以证 实。晋太康末，洪水淹没了县城，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迁到地势较高的葛姥城，大致在今虎岗一带。而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庐陵郡南部都尉升级为南康郡， 永和五年（349年），南康郡守高琰，鉴于原郡治于都地理位置偏居一隅，将郡治从于都迁至赣县，在章、贡二江间修筑了新的郡城（赣县附郭）。这是赣州城市 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。
东晋义熙六年（410年），卢循、徐道复起义，徐道复自始兴越大余岭，破南康、庐陵、豫章诸郡，战事激烈，郡城破坏。义熙七年（411年）被迫迁贡水 东，即今水东七里镇一带，直到梁承圣元年（552年）才迁回。此地三面环水，地势开阔平坦，是一个理想的城址。从此，一千四百四十年来，一直是江西南部政 治、经济、军事、交通、文化的中心。以上选址、迁徙到最后定址，经历七百五十三年，关键的一年是永和五年。事实证明州守高琰迁徙郡治的决策有远见卓识，是正确的。

唐贞元四年（788年）虔州刺史路应“凿滩石以通舟，陶甓以缮城。”是烧砖修缮赣州城的最早记载。唐末，客家人卢光稠（840—911）、谭全播（834 —918），审时度势依附后梁和杨吴，大举扩城以自固。“唐刺史光稠拓其南，又东西南三隅凿濠。”《同治赣州府志》记载“唐末卢光稠斥广其东西南三隅，凿 址为隍三面阻水。”这是赣州城市建设史上又一件大事。这个范围一直延续到廿世纪五十年代。

北宋嘉祐间（1056—1063） 孔夫子四十六代 孙孔宗瀚“知虔州，城滨章贡两江，岁为水啮，宗瀚伐石为址，冶铁锢之，由是屹然。”“州守孔宗瀚因贡水直趋东北隅，城屡冲决， 石当其啮，冶铁锢基，上峙八境台”。
从552年定址算起，到1063年楼橹基本完善，共511年，是赣州城池的发展兴盛期。它形成的军城格局，在军事防御和水利防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这个城市由唐代的1平方公里左右扩大到五代的3.05的平方公里。
熙宁（1068—1077）中州守刘彝“开水窗以防水患”，“凡城中街衢委皆为经理。”“郡城三面阻水，水暴至输灌城，作水窗十二间，视水消长而启闭之， 水患顿息。城内福寿二沟，相传亦彝所创。元初以都水丞召还。”也在熙宁间，知州刘瑾修建西河浮桥，名知政桥。南宋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著名学者洪迈知 虔州，修建了东河浮桥，名东津桥。淳熙间（1174—1189）知州周必正修建了南河浮桥，名南桥。从嘉祐末（1063年）至淳熙末（1189年）前后二 十五、六年，进一步解决了城市基础设施中排水系统、防洪措施和津梁交通的问题。

宋以后，因战事和水患而修葺城墙整治壕塘，府志县志记载凡五十余次。修缮工程较大者有明正德六年辛末（1511年）、嘉靖十三年甲午（1534年）、清乾隆八年癸亥（1743年）、嘉靖甲午修葺有罗钦顺《重修府城记》和邹守益《修城记》。
清咸丰间（1851—1861）为了抵抗太平天国革命，四年1854年甲巡道周玉衡建西门炮城，六年丙辰秋（1856年）巡道汪报闫建八境台炮城，七年丁 巳秋（1857年）巡道汪报闫建东门炮城，九年己未冬（1859年）巡道林福祥建南门炮城，十年庚申秋（1860年）知府杨豫成建小南门炮城。